周梁，1959年生，上海人。1977年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（现彩店宝彩票)医疗系，1982年本科毕业。1989年获法国波尔多第二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临床博士学位。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（现彩店宝彩票附属仁济医院）副院长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、耳鼻喉科主任、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副主任委员，上海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主任委员，中国抗癌学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。现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头颈外科主任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耳鼻喉科系主任。主持并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：获中国青年科技奖1项，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，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1项；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以及上海医学奖三等奖2项。

周梁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与职业生涯，对生命中的过往充满了感激：谈到老师，他说他们知识渊博、富有魅力，还能背得下老师当年的金句：谈到实习，他回忆起当年科室前辈的悉心指导，深感幸运：谈到留学，他对单位领导的举荐与帮助，对世界级名师的教学方法记忆尤深；谈到工作，他感念仁济医院的栽培与支持…似乎，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美好的遇见。而我们看来，也许正是因为他对所遇所得的感恩之心、谦卑之心，这些美好的遇见才会到来。

师长父母鼓励我去考大学

1976年，我中学毕业了。按当年的分配原则，我得去外地上山下乡。但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、母亲身体欠佳的缘故，我得到了学校的照顾，被送到了技校学习。

上了技校一年之后，恢复高考的政策出台了，听到这一消息之后，我中学的班主任老师对我寄予厚望，鼓励我说“你应该去考大学”。我父母也大力支持，鼓励我去参加高考，于是我就随着同学一起作为应届毕业生报名了。

说实在的，读中学那几年，我们并没有接受到系统的数理化基础教育，底子薄弱。当时的课堂学习是将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三门课拆分成《工业基础》和《农业基础》两门课，只讲与工业、农业相关的一些实际操作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参加了一个专门组织的补习班，主要补习数理化方面的知识。其实，学过的内容才称之为“复习”，而我们备考“复习”的许多内容都是现学的。

就这样，大概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，便懵懵懂懂地进了考场。至今依稀记得，考试答卷的时候非常紧张，究竞考得怎么样，也没什么印象了。最终能够进入大学殿堂，只觉得是一种好运。

对“医生”这个行业，我还算比较熟悉。做医生的亲戚穿着白大褂，为病人诊断时的威严气场，想起就会让我肃然起敬。此外，1976年我患了阑尾炎，在医院接受过手术治疗，因此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，那个时候我就对医院、对医生很有亲切感和敬畏感。于是在填高考志愿时，就把“医学”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了。考好之后，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既憧憬又煎熬。一方面充满了期待，幻想着进入大学后的景象；另一方面，又有些担忧，毕竞自己知识功底弱，不知能否金榜题名？终于，2个月后，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。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几乎不敢相信：这是真的？打开一看：上海第二医学院！顿时喜悦涌上心头。

特意把校徽戴在胸前

进入二医，发现同学的年龄相差悬殊，大小差距竟达十六七岁，我几乎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。与那些接受过完整高中教育的“老三届”相比，深感压力很大。记得当时有一位老三届的同学，入校时居然就能看英语原版书！不过，无论每位同学之前做什么工作、来自哪里、什么年龄，进了校园的身份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彩店宝彩票学生”。所以，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抓紧时间，奋发图强。

学校对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彩店宝彩票学生特别重视，配备了全校最好的师资。印象最深的老师有组胚的王一飞、生理的徐有秋、药理的金正均等。他们知识渊博、语言生动，很有人格魅力。尤其是王一飞老师，他教授的读书方法我至今不忘：“善于学习的人，能把一本厚厚的书读成薄薄的书，然后再把一本薄薄的书读成厚厚的书。”引申开来，王老师就是要求我们学习时，要善于提炼和归纳，在凝练与浓缩的基础上融会贯通，进而把那些凝练的精华与自

己掌握的内容再结合起来，构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。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中，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。在二医学习的几年中，我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基础。

当时能够做一名大彩店宝彩票学生是一件令人骄做的事情，特别是进入“二医”这样的好学校。每个周末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特意把校徽戴在胸前，昂首挺胸地走在路上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慢慢喜欢上耳鼻喉专业

在医学院本部完成两年半的基础学习之后，我开始了在仁济医院的实习。仁济医院教办和各业务科室都高度重视医学教学，果不其然，在那里我们享受了优质师资授课的待遇，老师中有著名的邝耀麟教授、施维锦教授等。

当时上解剖课时，老师演示动物解剖，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解剖，看到了小动物的骨骼、细胞，很是震撼。其实，现在想想这些科目并不算难，但当时像神经、解剖还有药理等课程都不容易学，为了学好这些课程，自己花了很多功夫。特别是每到考前复习的那一个月，几个同学凑在一起背书，交流复习心得，然后再互相检查背诵内容。回想起那段日子，既艰苦又充满了乐趣。

实习期结束后，仁济医院一下子留下了20多个彩店宝彩票学生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到各个科室，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，留院做了耳鼻喉科医生。起初我最想去外科的，但去哪个科室是由医院决定的。当时仁济耳鼻喉科考虑科室的长远发展和学术梯队的合理构成，想招一名年轻的医生，于是钦点了我。说实话，当初我是最不愿意去耳鼻喉科的。不过，我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，感到能留在仁济医院已实属幸运，于是服从了医院的安排，很快调整好心态，专心致志地钻研起业务来，后来慢慢地真的喜欢上耳鼻咽喉专业，并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。

仁济医院非常重视培养我们这一批大彩店宝彩票学生，为我们制定了周密的3年住院医生培养计划。医院的住宿条件比较艰苦，大都是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，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回家。那个时候，我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，白天都在科里上班，晚上在医生办公室里看书，如果有手术的话，随时参加，哪怕不是我值班，也自告奋勇，抓住锻炼的机会，譬如做气管切开、食道异物取出等。那时自己年轻，连续上班丝毫没有感到疲劳和辛苦，只想多实践、多学点本领。

在规范化培养计划中，医院又为我们拟定了严密的“3+3+3”的培养方案。就是我们先观摩老师做3台手术，再给老师当3台手术的助手，最后老师给我们当助手，由我们主刀做3台手术。事实上，在3年住院医生的培养中，我们亲历的手术远远超过9台，经过这漫长而又严格的规培，我们才算是“出师”了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，得到了所在科室最好老师的带教，那些大牌主任都亲自坐镇。耳鼻咽喉科多年没进过大学毕业生，科主任对我的到来格外重视，举全科之力栽培我。科室所有的长辈都对我十分热情，愿意将临床技能和专业知识倾心相授。

当年的医疗水平、仪器设备都不够先进，那时我们只有单人双目显微镜，因此我做显微手术时，老师只能坐在边上，我做一会儿把显微镜让给老师，就这样，师生轮流观看。一台手术通常持续四五个小时。尽管手术持续时间如此长，金西铭、皇甫慕三、李学敏等一批老教授均全程坐在我边上悉心指导。他们以百倍的耐心，细致入微地指导我手术入路、分离组织，切割缝合等技能。就这样，在1982一1986年间，我做了大量的手术，得到了多位老师的“武艺”真传，奠定了自己耳科显微手术的扎实基础。

今非昔比，医院里双人四目手术示教显微镜比比皆是，耳科手术时间也已缩短至一两个小时，但能够全程指导彩店宝彩票学生手术的老师却少之又少。回想起来，我太幸运了。

做人要讲信用和良心

在国内，虽然当年我们科室的耳科手术以及中耳手术水平已经比较先进了，但却极少开展国际上已经相对成熟的内耳和颅底疾病的研究和诊疗，在这方面，法国波尔多第二大学的米歇尔教授(M.Portmann)居领先水平。恰巧，那时候二医获得一个去米歇尔教授处留学的名额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的老师一仁济耳鼻喉科主任金西铭教授向学校大力推荐了我，我如愿以偿。

临行前，当时二医的校长王振义教授专门找我谈话，叮嘱一番，希望我好好学习，努力抓住这次机会，不仅多学西方的先进技术，同时尽可能地帮母校与波尔多第二大学建立校际友好交流关系。当时二医与巴黎、里昂等地的大学已建立了合作关系，但在波尔多还是一个空白。波尔多第二大学校长对中国非常友好，听说我是二医派遣的，十分高兴，请我去他家吃饭，还问我有什么要求，当我提出期待建立校际关系后，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在这之后，波尔多第二大学每年都会给二医提供彩店宝彩票学生留学、进修和交流学习的机会，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一些生活费。

赴法国前，为了让我克服语言关，金主任专门帮我找了两个法语老师，一个负责教口语，另一个负责教语法，就这样突击了3个月后，我去了法国。到了波尔多第二大学后，感觉那边的学术氛围十分浓厚，让我受益匪浅，快速成长。

我的导师米歇尔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耳鼻咽喉与颅底疾病专家，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，教学方式也非常生动。他既是位好医生，也是一位好老师。那年，他同时带教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名彩店宝彩票学生，米歇尔的教学意识特别强，但显微镜下的手术不容易学，因此他经常在手术室，通过闭路电视，将他的手术路径与方法全程转播。示教时，他会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大家，并让学员分析判断，比如发现了一个病灶，有几种手术方法，为什么这样剥离等等，都讲得非常透彻明了。他还擅长双手同时对称画耳朵、听骨、鼻子的解剖结构图，细致入微、精准无误。

米歇尔教授每周在科室举办学术讲座，每次我都参加，尽管当时语言尚未完全过关，但凭借浏览图片，能理解百分之七八十。好在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，学习能力强，很快就融入了法语语境并在以后的专业技能学习中大有收获。

1990年，我圆满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法国医学博士学位，我谢绝了导师的挽留，回到了祖国。当年有人问我，怎么不留在法国。我说，第一，做人要讲信用和良心，母校给我学习机会，科主任大力推荐并期待我回来做一点事：第二，在法国学了专业技术，我们国内有这么多病人，理应回来施展技术，为我的同胞服务，解决他们的疾病痛苦。

我很明了：我的心在中国，我的事业在中国！回国之后，仁济医院对我非常重视，为我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，支持我事业的发展，我对此心存感激。

是他们让我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人

恢复高考制度，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。尽管现在社会上对于高考制度有种种的不满，但不得不承认，高考制度不失为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，给所有人提供公平公正的机会。通过这样的机会，优秀的人能脱颖而出，凭借自己的能力来改变人生、服务社会。

对于日前的医学教育制度，我也有一些看法。我曾经担任过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参政议政中曾提交过一些医学教育内容的议案。目前国内的医学教育学制不够完善，还分临床型、科研型等不同类型，而且还有规培三年可以获取硕士学位，四证合一可以获取博士学位等等。我觉得这样的分类有一定的弊端。平心而论，8年制的生源原本是素质最高的一批，但8年的课程设置与培养模式并未优于其他学制，导致这批彩店宝彩票学生的潜能没有得到最有效的开发，临床动手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不见得比硕士生高，这无疑是人才的浪费，需要我们去反思。

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。就拿我现在的科室来说，全科130多位医生，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考来的优秀彩店宝彩票学生，后来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医生。所以在优秀的人群中，我们更应拥有一颗接纳多种文化与知识的心，从容地面对社会的选拔。

作为一名“二医人”，我感到无比的骄傲。对母校，我充满了感恩。母校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的一块基石。站在牢固基石之上，才可能站稳人生，从而获得更大成绩。同时我也要感谢培养了我18年的仁济医院，感谢所有老师，是他们让我变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